VALLIS WATS｜谷山時計｜Vol. 1

By Teddy Zhang in 📕 數位剪報︳Flipboard — 22 Oct 2025

Vol.1 輯錄選文｜中文摘要

這篇訪談主角是 Mike Tay——新加坡 The Hour Glass 集團董事總經理，同時是線上展覽《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的策展人。這個展覽以數位形式呈現現代「獨立製錶」的發展，藉由巨幅微距攝影與深度史料，帶領觀者重溫石英危機後手工製錶的重生。

Tay 認為，製錶史如同藝術史，是一條時間的箭頭。當代製錶像「在羅馬的廢墟上再築羅馬」——新舊並存、光影交錯，而《記憶的永恆》便是對這段旅程的思索。展覽的構想萌生於 2007 年，疫情使其正式轉為全線上進行，目的在於：如何透過數位平台傳遞工藝的情感與溫度。

展中焦點作品包括 George Daniels 的 Space Traveller 與 Grand Complication——被譽為當代製錶的「七大奇跡」之一；還有 Derek Pratt 的 Urban Jürgensen 陀飛輪懷錶、Kari Voutilainen 的第一枚自製錶，以及 Vianney Halter 的 Antiqua。Tay 強調，這些作品都出自單一匠人之手，是以藝術家而非品牌為核心的敘事。

他將這些製錶師稱為「工藝匠（artisanal watchmakers）」，而非商業品牌。展覽沒有終止日期，意在建立一個持續更新的線上檔案庫，紀錄現代獨立製錶的歷程。

文章後段回顧石英危機的意義——若非當年廉價電子錶大量普及，機械錶不會重新被人珍視。Daniels 等人堅信手工製錶的藝術價值終將被重新理解。

Tay 最後說，《記憶的永恆》借用達利名畫之名，寓意為：唯有回望過去，才能理解時間藝術的未來。在演算法與潮流主導的當下，保存這些工匠與作品，就是讓記憶延續、讓時間不被遺忘。

Watch Brand Origins: How Watch Brands Are Founded. - UnconstrainedTime

Branding, founding a watch brand. Watch brand origins: the earliest brands, big watch brands, microbrand founding stories & our own brand.

UnconstrainedTimeChris Melchior

選文｜第二篇｜《品牌的誕生》｜摘要中譯

這篇文章從品牌的起源談起，從古代烙印與行會標記，到工業革命後的標誌與包裝，再到 20 世紀品牌成為「體驗與價值」的象徵，勾勒品牌作為信任與文化載體的演變。接著作者以創建腕錶品牌為主線，梳理從願景設定、受眾分析、設計語言與品牌識別，到資金籌措、打樣、生產選擇、行銷敘事、通路規畫與法務處理，最終發布與持續迭代的全流程。

歷史脈絡中穿插了製錶發展的重要節點：從 16 世紀 Henlein 的懷錶、Breguet 的技術革新，到 19 世紀瑞美並舉的工業化時代（Jaeger-LeCoultre、Patek Philippe、Waltham、Elgin），為現代腕錶奠基。進入品牌篇章，文章概述了 Rolex、Omega、Audemars Piguet、TAG Heuer 等大廠如何以技術創新與故事奠立象徵意義；再延伸至 21 世紀的 Richard Mille、Hublot、Greubel Forsey、Bremont 等新勢力。

隨後，作者分析微品牌崛起的條件——全球供應鏈、CAD/3D 打樣、群募與社群行銷、限量設計與 DTC 模式——並舉例 Christopher Ward、Baltic、Farer、Zelos、UNDONE 等案例。文章最後回到作者自創品牌 UnconstrainedTime 的經驗，以藝術構想出發、結合 3D 建模與少量製作實踐「可佩戴雕塑」理念。

整體而言，全文將品牌史、製錶產業、創業實務與個人敘事交織成一條清晰可循的地圖：在今日競爭激烈的製錶界，技術、設計、故事與社群，構成了品牌的四大支柱。

1921 年誕生的 Tank Cintrée 是 Cartier 最具雕塑感的腕錶之一，它以長而微彎的錶殼、極簡比例與藍鋼指針，定義了現代腕錶的優雅語言。文章指出，Louis Cartier 以戰後法軍坦克為靈感設計 Tank 系列，象徵力量與秩序，而 Cintrée（法語意為「弧形」）則將這一理念延伸為貼合手腕的流線體——從「幾何」進化為「有機」。

在 1920 年代，當懷錶仍主導市場時， Cintrée 憑藉纖長比例、稀少產量與黃金、鉑金、白金等材質成為巴黎與紐約上流社會的風格象徵。它的誕生不僅代表造型革新，更顛覆了腕錶作為「實用品」的定義，使其成為姿態與身份的延伸。其後幾十年間， Cintrée 時而隱沒、時而重現——1940–60 年代以更中性線條呼應戰後品味， 1970 年代由 Cartier London 推出更具實驗精神的版本，與 Crash 、 Tank Asymétrique 並列為當時的造型三傑。

文章細緻回顧了數個設計時期的差異：早期款以纖長羅馬數字與「chemin-de-fer」分鐘軌展現經典均衡；1950 年代改用阿拉伯數字與簡約刻度；2000 年代後期則回歸傳統比例，結合新型手上鍊機芯與藍寶石錶冠。每一次復刻都刻意維持手工拋光的錶殼弧度與極薄結構——這種「看似簡單、實則極難」的曲面設計，成為 Cartier 製錶語彙的核心。

2021 年，為慶祝 Cintrée 百年， Cartier 推出 150 枚限量紀念版：18 K 黃金錶殼、蛋白石色錶盤、藍鋼指針、手上鍊 1917 MC 機芯。文章評述此款「既非復古、亦非重製」，而是一場比例與姿態的精煉練習——忠於 1920 年代原形，又以現代技術達到更纖薄的佩戴體驗。

作者最後指出， Tank Cintrée 的百年意義在於「持續地被重新發現」：它見證了 Cartier 如何從珠寶設計邏輯走向腕錶建築美學，並讓機械、藝術與人體之間的張力成為經典。無論作為收藏品還是設計符號， Cintrée 都證明了真正的優雅並非裝飾，而是比例、線條與時代精神的和諧。

1972 年，Audemars Piguet 推出 Royal Oak，徹底改寫了高級製錶的定義。設計師 Gérald Genta 在一夜之間構想出這枚腕錶：八角形錶圈、外露螺絲、整合式錶鏈，以及不鏽鋼材質——在那個貴金屬象徵奢華的年代，這是一場徹底的叛逆。靈感來自潛水頭盔的結構與螺栓，他讓機械感成為美學語言。Royal Oak 誕生時被視為冒險之舉，卻最終成為時代的語彙。

文章指出，Royal Oak 不只是設計上的革新，更是一場文化革命。它讓腕錶從單純的時間工具，轉化為社會身份與態度的象徵。從歐洲王室、時尚巨擘，到音樂與藝術圈名流，這枚錶跨越階級與圈層，被視為懂設計與品味的共同符號。它標誌著一種新型的「奢華」——低調卻有力量、運動而不失優雅。

隨著時間推進，Royal Oak 不斷演化卻始終保持靈魂不變。1970 年代推出中型與石英版本，1990 年代以 “Jumbo” 復興早期比例，21 世紀的 Concept 系列則把前衛工程與高複雜功能推向極致。每一次改款都在重申 Genta 原初的理念：結構本身就是設計，螺絲與線條不需掩飾，而應成為美的一部分。

Royal Oak 的成功，也源於它與文化的互動能力。時尚設計師佩戴它，音樂人把它寫進歌詞，收藏家視它為經典。它既屬於瑞士山谷的精密傳統，又屬於當代都市的審美語境。從鏡面打磨到拉絲紋理，每一個細節都在平衡力量與優雅、工業與藝術的張力。

文章最後指出，Royal Oak 的百年意義在於它早已超越「腕錶」的範疇。它是一件能被社會共同理解的設計物，一個連結不同行業與文化的符號。它證明好設計的生命力在於持續的共鳴：當形式、技術與態度完美契合，一枚腕錶便能成為時代的象徵。Royal Oak 由此不僅是 Audemars Piguet 的靈魂，更是高級製錶世界中最具文化深度的存在。

這篇文章探索了一枚備受矚目的腕錶與兩位銀幕背後人物的奇特交錯：一枚 Rolex Submariner 型號 5513（或 5512 註有爭議），以及銀幕巨星 Steve McQueen 和動作替身／特技演員 Loren Janes 之間的傳說。文章從拍賣公告爆出「史帝夫‧麥昆的 Submariner」開始，挖掘其真偽與背後關係。

根據拍賣資料，這枚腕錶附有由麥昆親筆題字給 Loren Janes 的刻印：「To Loren, the Best Damn Stuntman in the World. — Steve」。此刻印成為該錶最大賣點。然而，隨著調查展開，諸多細節出現矛盾：包括刻印是否當時製作、腕錶型號是否與麥昆先前公開佩戴款吻合、拍攝年代與贈與時間是否能對上。文章指出，儘管有證詞與文獻支持麥昆確實曾將腕錶贈送給 Janes，但並無堅實證明麥昆曾長期佩戴該錶或為其原主。

在對比不同資料時，有些研究者指出，麥昆首次清晰出現在照片中佩戴 Submariner 是1970年拍攝賽車片時，而此贈錶據稱發生於1966年拍攝《The Sand Pebbles》期間。若如此，則時間軸存在落差。此外，贈錶的證明信件由 Janes 家屬撰寫，其在最末期受阿茲海默症影響，且信件內容與 IMDb 等電影資料對白存有錯置，亦為外界質疑之處。

文章也披露，Janes 家中於 2016 年一場野火中幾乎全部財產焚毀，唯該腕錶倖存並經 Rolex 修復，成為拍賣前的重要敘事元素。雖然手錶經修復，其原始刻印與機構認證為其增添了「真實感」。不少參與調查的特技演員、電影工作者均推崇 Janes 與 McQueen 曾為多年夥伴、甚至好友，因此直覺支持贈錶故事。

然而，麥昆的兒子 Chad McQueen 公開表示，對於該腕錶所宣稱的來源與父親所為抱持異議。文章點出，最終並無單一無可質疑的證據證明這枚錶為 McQueen 曾佩戴再贈 Janes ，亦無確切文件證明 McQueen 先行擁有並穿戴該錶。換言之，這是一個交織了友情、銀幕傳奇與收藏市場的錶款謎題。

總結而言，這枚 Submariner 的價值並非僅在於其機械工藝或品牌內涵，更在於它所蘊含的故事：一段從電影片場特技替身、朋友互信，延伸至收藏拍賣的動態敘事。它呈現了腕錶市場中「敘事」如何與稀有性、來源證明交織，而在敘述與真相之間，往往留有灰色地帶。對於錶迷與影迷而言，不只是看一枚腕錶，更是解讀背後人與時代的交錯。

選文｜第六篇｜《Philippe Dufour：時間與手工的最後堡壘》｜摘要中譯

文章以一趟通往瑞士汝山谷的旅程開場。作者穿過大大小小的製錶廠，最終抵達一間由舊校舍改建的單人工坊——這裡是傳奇製錶師 Philippe Dufour 的世界。工坊內沒有自動化機器，也沒有市場部門，只有幾張磨得發亮的木桌、古老的工具、與一個專注於完美的靈魂。

Dufour 被形容為當代製錶界的孤島。他拒絕規模化生產，每年只製作十多枚腕錶，每一枚都需經過數百小時的打磨與調整。他代表作 “Simplicity” 在十二年間僅完成兩百枚，成為收藏家夢寐以求的作品。對他而言，製錶並非追求市場熱度，而是對時間機械極限的誠實回應。

文章細緻描寫他工作時的場景：手中使用三十年代的拋光機、放大鏡下的細微零件、為了調整百分之一毫米誤差而自行打造的測量工具。Dufour 強調，真正的完美不在於功能，而在於每個看不見的細節——因為手工打磨的痕跡，是人與時間之間的對話。

他同時也是傳統精神的守護者。在當今充斥品牌包裝與行銷話術的製錶界，他毫不妥協，不追求曝光，也不與品牌合作。當被問及他敬佩的作品時，他拿出另一家製錶商的腕錶，讚賞對方在結構與打磨上的誠意。對他來說，製錶不是競賽，而是傳承。

文章最後指出，Philippe Dufour 的存在提醒人們：在被速度與市場支配的時代，仍有一種緩慢而純粹的價值。這間隱於山谷的工坊，不只是時間的製造地，更是人類手藝精神的象徵。Dufour 以一己之力維繫了那份對機械、對時間、對完美的信仰——讓世界記起，腕錶之美，從來不在數字，而在手的溫度。

十九歲、來自美國加州的 Hudson Mickey 現正就讀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 Lititz Watch Technicum（LWT）手錶製作課程，心懷「成為獨立製錶師」的夢想。當他仍在高中時，他便開始在家鄉的珠寶店修錶作為課餘興趣；他從一塊來自曾祖父的古董長方形腕錶收到啟蒙，逐漸轉向機械錶構造的探索，由十四歲起全力投入。

他在校期間參與了一家精品製錶工作室的六週實習，第一次真正接觸高端手錶的精細打磨與倒角技巧；此經歷將「只是一項興趣」轉變為「一輩子的志業」。選擇攻讀 LWT，不走一般大學路線，而是直接投身專業製錶訓練。

在學校，他的「校錶作品」（即學生階段製作的手錶）採用的是基於 ETA 6497／6498 的機芯。他深入自己選擇的項目：用車床自製零件橋板，不倚賴 CNC，全部橋板邊緣以銼刀手工形塑，然後進行臨邊倒角與拋光。動力輪、傳動輪皆進行倒角與緞面處理；螺絲黑拋、底板鍍鎳、零件頂面施以日內瓦紋、側面噴砂，並刻意維持單色調處理，讓寶石色成為唯一點綴。整體製作體現出，他不只想學會「如何修錶」，而是追求「如何製錶」。

他坦言，作品雖還未完美、仍有提升空間，但卻是迄今為止他最滿意的一枚。接下來他想給它裝上手工製平衡槓桿，甚至製作具裝飾功能的錶盤——這些都預計在他畢業後、技術與資源更為充裕時完成。

未來願景方面，Hudson 表示，他更願意投入獨立製錶領域，而非為大型品牌工作。他看到美國獨立錶品牌正在興起，市場潛力在五至十年內將有巨大成長。他的目標是，將來能由零開始設計一枚完全自主機芯，而不是沿用常見的基礎機芯。對他來說，獨立不只是「小批量」或「手工」，而是一種從零設計、從頭製作、從理念開始的整體工作方式。

這段訪談展示了 Hudson 的特質：十數年來對機械錶機構的好奇，在少見青少年錶匠中已表現出高度專注；他既學習傳統打磨技藝，也思考當代獨立錶製造的可能性。他的故事提醒我們，在技術與資源相對受限的環境中，憑著熱情、實作與野心，也能朝向腕錶製作的深度進發。

總結而言，Hudson Mickey 的旅程從一塊家族舊錶出發，經過修錶、實習、專業教育，到自主設計與製作作品的階段。他將自己的未來定位在能自主打造機芯、創立或深度參與獨立錶品牌，而非傳統製錶路。他的成長過程，既是對技藝的修練，也是對製錶意義的探索。

Pietari Kupias、39 歲，芬蘭設計出身，曾在英國、美國及芬蘭的 Aalto 大學修讀工業設計。從事穿戴技術創業後，他轉向機械腕錶世界，將多年來對古董腕錶與老車的熱愛，轉化為「自己設計、製作腕錶」的理想。2022 年，他在赫爾辛基市中心與同為獨立錶師的 Reima Koivukoski 共同成立工作室，正式創立自有品牌 Kupias。

他選擇從「製造零件」做起：錶殼、錶盤、指針、機芯橋板等，皆在自己或工作室中加工完成。在赫爾辛基旁的機器製造車間進行粗加工，再轉至市中心工坊進行手工精飾及組裝。這樣的佈局，使其能真正掌握部分關鍵製錶環節，從設計語言到物料加工都納入掌控。

Katedraali 是其首款正式推出的時計，名稱源自他在巴黎參觀Notre‑Dame Cathedral時計所感受的哥德式建築美學：拱廊、飛扶壁、玫瑰花窗的視覺語彙成為錶殼側面與錶盤設計的靈感。錶殼在不同材質（不鏽鋼、青銅、銀、鈦金屬、黃金、紅金、鉑金）中變化，而錶盤多採半寶石或內製琺瑯，呈現彩色玻璃窗的效果。機芯以改造自 Unitas 6498 為基礎，搭配德國銀橋板、黑色鏡面處理、螺絲拋光、機械打磨、鏤空橋板等高階手工裝飾。每款為限量編號款，強調「材質＋錶盤色＋細節配置」上的個別差異化。

Kupias 的製錶哲學在於「雕塑感」與「細節的吸引力」。他希望作品能從多角度被欣賞，不僅呈現時間，更呈現形態與材質變化。他強調手工工藝的重要，並結合自己設計背景與機械熱愛，將腕錶視為日常可佩戴但具有雕塑質感的藝術品。未來，他計畫與 Kortela Valta 共同研發一枚自由游絲擺輪，並構思完整自主機芯的設計雛形。他的中長期目標，是讓工作室在設計與製造上更具自主性，並以少量製作、個人化訂製為導向，打造獨立製錶師的品牌模式。

總結來說，Pietari Kupias 是一位從設計轉型進入獨立製錶界的新生力量。他整合設計、製造、裝飾與品牌構思，在赫爾辛基打造以細節見長、材質豐富、雕塑感強烈的腕錶作品。Katedraali 所呈現的哥德建築靈感、改造機芯與手工精飾，代表他追求傳統工藝與設計語言融合的新方向。在獨立錶師群中，他正朝著「自己生產、自己設計、自己組裝」的完整軌跡邁進。

這篇文章以一種沉靜的筆調回顧 Audemars Piguet 位於汝拉山谷的博物館——Musée Atelier Audemars Piguet，探討它不僅是品牌的展示空間，更是一座凝視時間、回望傳統與重新思考未來的建築。

作者首先描寫了地理背景：Le Brassus 是瑞士製錶的心臟地帶，雪地山谷中的寧靜環境孕育出無數匠人與品牌。Audemars Piguet 自 1875 年以來一直深根於此，而這座博物館正象徵品牌從地方傳統中汲取靈魂，並以當代設計語言加以延展。

建築由 Bjarke Ingels Group 設計成螺旋形玻璃結構，像一枚腕錶的發條，象徵能量與時間的流轉。它並非封閉的紀念碑，而是一個持續運作的生命體。透明的外殼讓自然光滲入，映照出內部的展品與工坊，也暗喻品牌的開放態度——對時間的敬畏與對未來的好奇並行不悖。

文章指出，Musée Atelier Audemars Piguet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不單純陳列歷史，而是以敘事的方式讓觀者「行走在時間之中」。從創辦人 Jules Louis Audemars 與 Edward Auguste Piguet 的早期懷錶，到 20 世紀的創新複雜功能，再到現代的 Royal Oak 與 Concept 系列，每一枚作品都被放置於空間節奏中，形成一種「時間的對位」。觀眾在其中既看到技術的演進，也感受到品牌哲學如何從手工藝延伸至文化表達。

文章強調，這座博物館的核心在於「人」。在玻璃螺旋的深處，設有兩個開放式工坊：一處製作大複雜功能錶，另一處專門進行手工雕刻與裝飾。觀者能近距離看到工匠專注的神情與手部節奏，明白每一枚錶背後都有數百小時的無聲勞動。這種「透明的製錶」不只是展示技術，更是一種倫理——讓手藝重新獲得尊嚴與可見性。

最後，作者將這座館視為「文化經典」而非品牌宣傳。它所講述的，是如何在快速的產業變遷中，保持一種緩慢、精確且誠實的節奏。Audemars Piguet 在這裡重新定義了傳統與創新的關係：傳統不是被保存的遺跡，而是一種持續生成的能量；前瞻也不意味放棄過去，而是讓歷史在新的語境中被再度喚醒。

Musée Atelier Audemars Piguet 因此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製錶作為藝術與文化的深層意義——時間不僅被測量，更被體驗、被思考、被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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